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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文献编纂研究

2022年05月17日08:34

河南大学李景文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刘向文献编纂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1BTQ015),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于兆军、朱腾云、孟峰、王学春、王立群、杜颜璞。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两汉是中华民族学术繁荣的时代,无论是典章制度、文学艺术,还是经学、史学、天文、历算、农学、医药等都得到创造性的发展,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也为后世学术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范式。刘向(公元前79年~公元前8年)作为西汉后期著名的学问家,在经学、史学、文学、文献学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领校皇家藏书二十余年,整理出万余卷先秦至西汉的典籍;他创立了较为合理的典籍校雠流程,世称“刘氏程式”,建立了古文献学的诸多分支学科的基础框架,开启了后世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被后世尊为思想大家、学术楷模。对于刘向在学术上所做出的贡献,后世学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对刘向校雠学理论、目录学、分类学实践的总结与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完善的校勘学、目录学、分类学理论体系,有效地指导了东汉以来历朝历代的文献整理、典籍分类、图书编目等项工作的有序进行。但是,对于刘向辨伪学、文献编纂学的研究极为单薄,不仅没有专门的理论著作,而且相关的论文成果也不多见。鉴于学界对刘向学术成就研究的不平衡性以及对整个文献编纂学学科研究的这种缺失,该成果选取西汉刘向文献编纂活动这一个案作为研究方向,试图在对先秦文献编纂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以西汉社会的政治、学术环境为视角,全面梳理刘向文献编纂实践,分析其文献编纂的条件、体式、原则和方法,总结其文献编纂的成功经验,探索其文献编纂的指导思想、学术贡献、文化传承诸问题,并以此为基点,勾画中国古典文献编纂学的早期建构历程,追溯中华学术传统的起源、发展和播迁,以期推动学界对刘向及汉代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以西汉社会的政治学术环境为视角,全面梳理了刘向文献编纂实践活动,分析了刘向文献编纂的条件、体式、原则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刘向文献编纂的指导思想及学术贡献等。成果以刘向文献编纂为个案,勾画了中国古典文献编纂学的早期建构历程,追溯了中华学术传统的起源。该成果的主要内容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七章。

第一章先秦文献编纂的历史考察。考古事实证明,最早的文献典籍是那些直接产生于社会实践的文书档案,如商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即是最早用文字记载的占卜档案,档案经过整理和编纂,才能进入图书领域,成为书籍。从文书档案到书籍传播,从甲骨文、钟鼎文到竹木简册,文献的形式和载体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转变历程。尤其是“学在官府”向“学在四夷”的转变及“士阶层的形成”,催生了书籍的初兴和发展。三代至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学派纷呈,百家争鸣,著书立说成为一道学术景观,经书、子书大量出现并成为这一时期文化传播、文献生成的主体。本章重点考察和分析了先秦时期这些经书、子书产生的背景、生成的方式、编纂的方法、传播的途径等问题。

第二章西汉官藏文献的繁荣。秦王朝的文化专制尤其是“焚书坑儒”政策,导致了汉初文献荒芜现象的出现。汉王朝引以为鉴,积极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文化政策予以补救,长期征集天下文献,充积官府藏书,三次大规模的文献征集活动贯穿西汉二百年间。西汉诸帝也很重视图书的管理,设置了多处图书管理机构,配备了一定的藏书管理官员,并建立了一套藏书保管制度。在国家政权的强力推动下,西汉在文献复制与整理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为刘向的文献编纂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第三章刘向对官藏文献的整理与编纂。由刘向主持的官藏书整理编纂工作,是在周密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刘向承继孔子的文献编纂原则,创制群籍校理程式与编纂方法,其校理程式分四个步骤:网罗中外藏本,校雠篇章文字,确立各书定本,编纂典籍目录。其编校方法为五个方面:第一,比勘各种异本,择善而从;第二,甄别学术异同,另行编纂;第三,梳理单篇散材,编定新书;第四,创制内、外、杂篇,区分意旨;第五,分辨语词音义,训诂相通。编纂《别录》,首创群籍叙录体,全面评价每一种典籍;编纂《七略》,全面总结先秦至西汉学术文化,形成群籍目录分类编纂思维。《别录》《七略》共同构成了一套叙列天下百家之学的西汉学术谱系:“略”下设“种”,“种”下有“家”,全书有“总序”,大类有“大序”,小类有“小序”,每书有“叙录”,开创了我国古代目录学和分类学之先河。

第四章《新序》《说苑》《列女传》的编纂与特色。西汉中期以后,宦官、外戚擅权,汉室衰微。刘向凭借编校典籍之便,编纂《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三书的编纂,其材料来源大致有三:最后源于先秦两汉的经传诸子百家典籍;其次源于史料中的史传;再次源于一些异文与传说。其编纂方法独具个性:《新序》重在直接采撷前人材料,并通过自己评论,直点主题;《说苑》重在通过扩充和缩写,改造和润色原材料,并设置主题明确的卷首篇名,借古事以证今;《列女传》重在对原材料做较大的修正,不仅增加新的内容,甚至改变原来的主题,以对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其编纂特色:既突出了厚重的民族文化根脉,又彰显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厚色彩;既表现出编纂目的、“义理”标准、材料来源、加工方式、编纂体例等诸多的相似性,又展示了多种多样的文章体式和多姿多彩的编纂风格。

第五章刘向的文献编纂思想。刘向不仅是西汉著名的大学问家,而且也是西汉实际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刘向精通儒家经典,《诗》《春秋》尤为精熟,并且不限一家。刘向归类、整理、编纂传统文献典籍,探寻、梳理、总结中华文化源流,并以进奏叙录和三书等,讽谏皇上,指斥时弊,直陈当时政治之得失,表现出了极强的追求汉文化大一统、力挽汉帝国于飘摇之中的文献编纂意识。基于第二、三章的史实考证和材料论说,本章着力考察、分析与归纳在经学视阈下,刘向文献编纂思想的基本脉络和主要观点,进而指出“合于六经、阐释义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经世致用、以史为鉴”以及体现于“《别录》《七略》的经学理念”等是刘向文献编纂思想的集中体现。

第六章刘向文献编纂的学术贡献。刘向文献编纂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文献学上有筚路蓝缕之功,在中华学术史上有无与伦比之绩。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全面审视传统文化之时,将整理、编纂官藏文献典籍过程中的具体做法,总结成一套系统的编校原则、方法和程式,创立了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及文献编纂学的基本框架,尤其是构筑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理论范式。刘向整理如此浩繁的文献典籍,其追求文化大一统并服务于皇权的目标始终是明确的,他一方面通过校理皇家藏书、全面清理西汉以前的学术,创设了以儒家经学为主导、诸子学为流裔的西汉学术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又编纂《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以著述当谏书”,来表达他对西汉政治和社会伦理的见解。

第七章刘向文献编纂的文化传承。西汉刘向的文献编纂实践确定了我国古书的体例,奠定了我国书籍制度的基础,结束了先秦西汉典籍单篇流传、书无定型的散乱形态,使古书的流传进入“勒成一书、编排有序”的定本时代,让文本传播以更加规范的形态登上了文化传播的历史舞台。汉代官学传授是刘向定本流传到社会的主要途径,除此之外还有“特殊读者”的传抄、赐书和图书交易,这些传播途径扩大了刘向定本的流传范围。刘向《列女传》《新序》《说苑》的编纂形式和手法也开后世小说、杂传之先河,成为我国古代诸多文体类型之滥觞。刘向的文献编纂活动使汉以前的大量书籍有了全本、定本和善本,不仅为汉朝大一统的文化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世优秀典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创造了典型范式,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和影响。

刘向的文献编纂活动是构建中国古籍文献编纂学的重要源头,总结其文献编纂的具体做法、成功经验,探讨其编纂的原则与指导思想,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活动,也是立论的关键所在。该成果的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刘向等拜受帝诏,大规模整理、编纂皇家征集到的散乱群籍,创古籍文献编纂之先例,不仅奠定了我国文献编纂学的基础,而且构建了古典文献学的框架。

第二,刘向整理群籍之时,借鉴先秦故事,编纂《新序》《说苑》《列女传》等著作,劝谏帝王,把文献编纂与社会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使文学服务于社会。

第三,刘向历时二十多年的文献编纂实践,成就卓著,探索其文献编纂思想,分析其与西汉学术、政治的关系,是古籍文献编纂学理论建设的重要环节。

第四,总结刘向文献编纂的成功经验,检阅后世文献编纂的成功案例,剖析二者之间的文化传承。

该成果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以刘向整理群籍的全过程为依据,首次明确将刘向的文献整理活动分为两个环节,即“校雠”环节与“编纂”环节(传统观点把刘向文献整理的全部视为“校雠”)。广收众本,校勘典籍字、词、句、篇的错、讹、衍、倒为“校雠”;排定篇目、确定书名、编撰叙录、编制群书目录为“编纂”。“校雠”是“编纂”的必备条件,“编纂”才是刘向文献整理的最终目的,即将上古三代至秦汉时期的大量单篇、散篇、同书异本文献编成定本,改变古文献的形制和流布方式。

第二,以西汉社会的政治学术环境为视野,全面梳理刘向文献编纂的各个环节,深入分析其文献编纂的条件、体式、原则、成就,并第一次研究、归纳了刘向的文献编纂思想以及《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的编纂特色,深化了对刘向父子的学术研究。

第三,以刘向的文献编纂实践为视角,分层研究刘向在校雠学、版本学、目录学、辨伪学等方面的杰出贡献,描述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早期建构历程,追溯中华学术传统的起源,并分析刘向文献编纂活动的不足之处及编纂思想的局限所在。

第四,通过对刘向文献编纂活动个案的研究,再现西汉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社会情怀与服务于皇权的意识形态,反映中华学术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折射出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激烈冲撞与国家政治的历史变迁。

三 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专题研究刘向的文献编纂实践和思想,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整理皇家藏书、进行典籍编纂是刘向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汉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西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之学三股学术力量相互冲撞,对六经的理解与阐释成为当时学术的焦点。学术思想的传承、创新、争论,又和文献的传流异途、文本分歧与阐释的差别密切相关,致使文献整理和编纂成为西汉学术的主要表现形式。刘向受命整理中秘藏书,旨在实现汉文化的大一统,与“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相呼应。可见,在此背景下,刘向父子的文献编纂活动对于繁荣西汉文化学术而言就具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因此,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系统地爬梳、总结刘向文献编纂实践诸环节及文献编纂思想诸要素,探讨其对汉代学术以至于对中华学术史的贡献极为必要。

第二,自西汉刘向等人大规模整理文献、编定群籍以后,东汉、魏晋、唐宋、明清等朝代的文献整理及编纂工作从未间断过,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涉猎的学科也越来越广泛,经学、史学、子学、文学无所不包。如郑玄遍注群经、萧统编定《文选》,别集总集的编纂、正史方志的编纂、律书的编纂、类书丛书政书的编纂、档案的编纂、书目的编纂,等等。这些编纂活动的指导思想、程式、方法无不受到刘向文献编纂经验和编纂思想的影响。可见,刘向文献编纂实践和编纂思想对古典文献编纂学基本框架的确立功不可没。

第三,文献编纂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涉及经史子集众多学科,但目前的研究并不乐观,真正以编纂学为研究对象,只有荣孟源先生著的《文献编纂学诸问题》和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而且主要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出版的一些档案文献编纂学教材。此外,韩仲民著的《中国书籍编纂史稿》、曹之著的《中国古籍编撰史》等,虽说是以典籍编纂为研究对象,但都属通史性质,纵向研究脉络清晰,横向研究深度受限。至于断代编纂史与个案编纂学研究领域,几乎还是一片荒漠,虽有零星论著问世,但远远不够,亟待开发。对于这样一个弱势学科,极有必要从源头上加大研究力度,而刘向的文献编纂实践与编纂思想正是其源头之一。

第四,刘向是西汉时期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但他在以是否“合于六经”作为书籍评判标准的同时,并没有对其他诸子学派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是认定诸子百家“亦六经之支于流裔”,充分肯定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等诸子的学术思想都有合于六经之处,诸子学与儒家经学“相反相成”“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反映了汉学与中国学术的进步。同时,他还用古文经学校对今文经学,把古文经学著作同今文经学著作并列在一起,既梳理了西汉经学文献,又体现出一种学术的宽容。刘向在文献编纂过程中,注意吸纳不同学术观点、不排斥其他学术流派的治学态度和学术宽容,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责编:王小林、黄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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